都可让人作好安排。”

张耒却是摆摆手道：“思量是用不着的，以少游兄的踌躇心性，尚且都能决意东去，如今这等朝堂，也让人无甚指望，一切就有劳徐之安排了。”

“柯山先生同意东渡，则为流求万民之福，恩师如闻，定然喜出望外。”秦刚兴奋地说道：“师叔只须按原样在宣州交接事务，然后佯装前往黄州，待到长江边时，我会安排好一艘船直接带师叔一家从顺江而下，至秀州【注：即今天的上海】后，自有海船接应，直去流求。”

这里既已商定，秦刚又留下银票若干，让张耒只需置备一些路上使用的物资，除了其自己收藏的书籍之外，其余一应物品，在流求都会有所准备。

此时，秦刚的护卫在门外报告：“报修撰，抓住两名可疑之人。”

秦刚闻听，便让张耒留在家中，说外面之事尽可交于他来处理。

来到屋外，只见护卫所抓住的两人已被堵了口绑得结结实实的，便说：“别在这里处置，先带到前面树林里再说。”

老办法，两人分开审讯，威胁他们如有一句不同便一起沉江。

很快就搞清楚，两人居然都是两浙路转运使胡宗哲的手下。这厮前番举报秦观、并且派人押送其至郴州，得了章惇的赏识，便提升成了正使，又加了本官，于是尝到了甜头，对于进一步迫害蜀党的事情越发地积极。

张耒在润州时，就已被其严密监视，甚至到了已经不再是两浙路辖境内的宣州，这胡宗哲也仗着距离杭州不远而继续盯着，真可谓是穷凶极恶。

“这个胡宗哲，老师的那笔旧账还没和他开始算，张师叔这边的新账他又主动给添上了，好好好，都加在一起好好算吧！”秦刚心头之火只能暂时再按下。

因为胡宗哲现在的官位朝奉大夫、两浙路转运使，是个正五品的官员，甚至还在秦刚之上。而且他现在握有富庶的两浙路财赋税收的实权，又深得章惇的信赖与看重。在郴州事件之后，秦刚就考虑过，通过明面上的手法是很难动得了他的，而且关键是目前流求的许多补给以及海贸生意，还多有依靠两浙路这里，当下动手，有点会因小失大，只能先让这厮再嚣张一段时间。

而这次抓住的两个监视张耒的人，他们已经见过了秦刚，自然不可能放回去。当然了，也罪不致死，秦刚便让人把他们一并带去流求，发配到某个工坊去劳动赎罪去。

宣州此处留了些人手，秦刚带其余人等便北上润州再过江到了扬州。

在扬州这里的官场的一应接待草草应付了事之时，突然闻驿马来报：宫中特遣天使已到高邮军，说正在等待学政使衣锦还乡，天子另有赏赐诏书待宣。

扬州官府诸人不敢有所拖延，俱恭送秦学政使回乡上路。

绍圣四年腊月。

高邮城南码头，知高邮军杨蟠、知高邮县吕令问以及军县一众官员尽数前来迎候。

杨蟠，字公济，庆历六年的进士，如今已经八十一岁的高龄。但他仍然坚持亲自相迎，除了秦刚的官品更高之外，还有两个重要原因，其一，杨蟠与苏轼相从甚密，当年苏轼知杭州时，他便是通判，两人亦僚亦友，公余唱和甚多。其二，杨蟠在来高邮之前的职务是知温州，在温州任上也是得了谈建、雷雨等人的惠泽帮助甚多。

当然，杨蟠作为偏向旧党的官员，到了这个高龄，其寄禄官却还一直是从七品的承议郎，并最后还被发来高邮这样的小军之地，那就是妥妥的贬置之意。

秦刚却是并不会小瞧，全程对杨蟠十分恭敬，丝毫不会作出任何上官的派头与架式，只是说自己顺路回乡省亲，何敢劳动知军亲来，又说自己兄弟在两浙沿海做生意，就曾来信讲过杨知州离任温州之时，地方百姓“攀辕卧辙，几不得出境”，实是自己做人为官之典范。

老知军听闻，心情甚是舒畅，连说秦淮海收得好弟子，又与他聊起秦观在荆南所作的《阮郎归》与《踏莎行》两词，虽是悲情溢纸，但是文辞绝美，果然是出手不凡啊！

这一老一少，从码头开始执手相谈，谈的又都是如今朝中明文贬官的作品，周围的一众官吏都表现得极其尴尬，纷纷四下寻找一些其它的话题攀谈，以示自己根本就没听见。

不过，人群这么一散，秦刚却是又看见了一个老熟人——童贯，原来这次皇上派来高邮传旨的竟然又是他。

此时童贯十分本份地走上前来，恭敬地向秦刚行礼道：“见过修撰，此次奉官家之命，特意来高邮候着，现在请修撰随我一同回府，圣上另有旨意要在修撰家中颁布。”

秦刚听了也不敢大意，便在众名官员的陪同下，直接向城东的北窑庄家里走去。

又是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回家，北窑庄的道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保长王麻子此时正带着坊里的乡老齐齐地在道路两旁候着。

还是熟悉的道路、还是熟悉的家门，只是门头之上换了此前土门大捷之后，所获赏的“忠勇之第”钦赐牌匾。